我是一个习惯把不开心的事很快忘记的人，一个习惯把别人异样的眼光解读为善意的人，一个习惯把伤痛用笑容掩盖的人，所以我是一个爱笑的人。笑容成为了我躲避伤痛的一种习惯，生活的一种方式，生存下去的一种自然。但现在我脸上的笑它不再是一种习惯、一种方式、一种自然，而真的是开心地笑，发自内心在笑。*^-^*
从小，我就是一个老师眼里的宠儿，同学心中的榜样，一路的班长、三好学生让我的求学之路似乎一片曙光，但一件谁也没料到的事发生在了我的身上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在一次写作业时，突然发现自己写字的右手跟平时不太一样，这手怎么就不听使唤了呢？当时的我被这样突如其来的事吓坏了，爸爸妈妈也手足无措起来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我说的写字累是什么意思，再加上弟弟妹妹还小，他们压根就没时间管我。
作为学生，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完成作业。可写作业成了我一件最怕的事情，别的同学写10分钟的作业，我起码要半个小时，甚至更久才能完成。我开始变着法儿的来逃避，如果今天布置的作业跟昨天一样的话，那我就把昨天的作业上老师批改的地方用胶带粘去，再把作业交上去；如果多加了几遍，我就在昨天的作业后面补上去，这样就可以少抄了。若今天教了新课文，词语肯定要抄写的，还没等老师布置我就会先开始写。因为想偷懒，所以别的同学是一个词语抄几遍接下去写另外一个，可我是全部词语写完算一遍，也幸好我一直都是好学生，这样的“偷懒”老师一次都没有发现。当我还在为写字累发愁的时候，人家告诉我妈妈说：“你家徐萍走路怎么脚跟不着地的，可她跑的时候又看不出去？”我妈仔细看了跟我说：“你好好走路呀！你是不是哪儿觉得不舒服呀？”我走的挺好呀，只是腿有种说不出来拖的感觉而已，可妈妈问我的时候我又说不上来那种感觉，我只有一个劲在摇头说没有。打那起我怕在人前走路，只要看见熟人，我怕被他说，去就赶紧跑，慢慢地我不敢再出门。
爸爸带我到一个退休的老医生那里看我的手跟脚，老医生让我躺下来，看我的脚有点往外撇，就用力一扳，只听骨头“咔”的一声。“小姑娘，下来走走吧！”我走了一圈，感觉腿原先的那种怪异感觉没有了，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，在那边乱蹦口里说着“好了好了”。老医生照着腿的样子把手也这样弄了一下，爸爸付了30块，虽然他觉得好贵，但他还是很高兴的带我回家了。
我以为自己好了，可是写字还是原来的样子，腿也不知什么时候回到了原来的样子。小学两年的时间已经让我跟我的手和脚有了适应的过程，写字也慢慢地磨合出一种怪异的方式 ，那时候我唯一庆幸的就是，只要不写字，一般是看不出我右手有毛病的，也因此我基本不在人前执笔，能不写就不写，非要写就让人家代写，反正在人前要写的无非是签到之类的名字而已。我腿的问题不大，注意慢一点的话，大家就看不出来的，拖的感觉嘛自己知道而已，而且一次我在无意中发现倒着走路很轻松，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，同学问我为什么喜欢这样走路，我都说是为了练听力，好玩而已。也因为我从不当着别人的面写字，就算老师叫我在黑板上抄作业，我也是想方设法，千方百计的找人做，这在别人眼里是老师器重的事成了避之又避的事。就这样，三年的初中生活在我的掩饰中，竟然没有人发现我的手脚有问题，而这三年来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治疗。我不提，老爸老妈也没时间理我，家里的弟弟妹妹需要他们更多的照顾，也因此那时的我觉得自己是三个孩子里面他们最不爱的那一个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这种病因为我适应了它的存在，所以我开心的活着，纵使比其他同学学习上要累好多，更因为我忽视它的存在，慢慢地倒也养成了习惯，认为它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就这样，我来到了师范，一年级还好，到了二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开始上琴法课，这下问题大了，弹琴嘛，必须要用到右手，总不好拿个左手敲吧，所以这个课把我搞的头大的要死，它成为我在中师里最怕上的课。开学还没上几节课呢，老师就让我们还“1234567”的课，要求不光把这7个音弹流畅，还要顺着倒着来一遍，我用正确指法把他们敲出来都很难，还流畅？还倒着来？简直难为死我了！我就在琴房门口拖啊拖啊，反正挺靠前的学号硬是给我拖到了最后一个，到后来实在拖不下去了，我就求我的舍友帮我去还，因为她是头几个进去还的，音乐老师新来的，还不认识我们，再者也有好几个找别人还课的同学，所以舍友答应了。可我总不能每次还课我都找人吧，人家愿意我也不好意思呀。于是我开始每到有我还课的日子就请病假，哪怕是期末考试那一次也是这样。反正也不是我一个请假，不及格就不及格吧。可老师不这么想，他特意让我们班请假没考的人一个一个进行补考，天啊！经过一学期老师差不多都能对上号了，别人帮不了我了，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去了，一路上还在给自己打气“不要怕，弹就弹，一会就过去了哦”。到了琴房，老师说“开始吧”还没开始弹，我两手手心里已经全是汗了，我在衣服上擦了一下就开始弹。老师两眼瞪着我，让我紧张的后背一身汗，右手手指就更不灵活了，我那哪是在弹琴呀，是敲琴呢，好不容易没韵律没节奏的把还课内容敲完了，我暗暗吐了一口气，酷刑终于结束了。我低着头，老师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你怎么这样弹的呀？ 我还没见过象你这样弹琴的人呢？”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，掉了琴键上。她看见我哭了，也就没说什么给我打了个60分，就淡淡地说：“你走吧。”
从琴房出来，我没有回教室。我跑出学校，找了一个打公共电话的地方，那时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想打电话找妈妈，我甚至没有想过她会不会在家。电话通了，响了两声就有人接了“喂，寻啥人？”听到老妈熟悉的声音，我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又开始掉了，妈妈听出是我在哭吓坏了，赶忙问我出什么事。我泣不成声，只重复说着一句话：“妈，我要去看手，我要去看手……”“好！好！好！去！马上去！”我听见妈妈在电话那头也哭了。
这个寒假，妈妈带着我走上了求诊的道路，在村上人的介绍下，我们首先来到了无锡某军区医院，看这里的骨科专家，专家看了我的症状，认为手比较严重，腿就不就用看了，但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专家也不确定。 他就给我写了张请求上海专家会诊的介绍信，让我们去上海华山医院手外科去找专家。
到了华山医院，门诊医生诊断为“脑瘫”，给我开了住院单就让我去住院部问有没有床位可以住进去？可是住院部那边回答：“暂时没有，你们明天再来吧”。我跟我妈只能找一处最便宜的招待所住了下来，上海的东西贵的要死，为了要省钱，老妈特意从家带了好多的方便面过来，那一天我们俩就是靠着方便面度日的。吃完东西，我们到处走了走，感觉两个人不是来看病的倒象是来旅游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就到了住院部，一听说有床位了，高兴的我马上拖了老妈过去招待所收拾东西往病房搬。专家查房时，还是说我是脑瘫才会引起手往外扭，没别的办法，现在只能把那根紧张的筋给放松一下让手回到正常的位置，如果回不去的话那就要动胸口那儿了。听到医生说只要切肌肉就能好，老妈放心好多，她打电话回家跟爸爸商量了一下，就决定听医生的动手术。手术后，我的手虽然伸出来还是外撇的，但我能让它转到正常的位置了，老妈开心的说：“我就怕这次没过来，到时候动胸口就受罪了”。“我才没那么倒霉呢！”
出院时，医生说还要打一个月的石膏，我看着那石膏，心里有种怪怪的感觉，问妈妈：“妈，如果还不好，还不能弹琴，我可怎么办？”妈妈望着我，我俩相对无语，只是彼此开始掉眼泪。同病房的人走进来的时候很奇怪：“手术不是动的很好嘛，你们俩在干吗啊？”
开学了，我打着石膏到了学校，我觉得既然动过手术，到时候石膏一拆就会好了，等好了的话，我有好多事要做呢，首先就是要学一样东西，我喜欢二胡跟笛子，要好的同学都知道我有一个奇怪的梦想，那就是能在高速公路上拉二胡。那段时间我一直做着要是好的话我要做什么的梦。新学期我们学校正好新来了一位二胡老师，同桌就帮我报了名，我也想着等下个礼拜把石膏拆了，我的手就能正常了，到时候就能去学拉二胡了，我在期待着。石膏在我的殷切期盼中被拆了，当我拿起笔的一刹那，我的心一下子掉了谷底，我意识到外在虽然是改变了，但内里却还是跟原来一样，一样的写字累，一样的不灵活。我知道我的二胡梦破了，我让同桌告诉老师我不能跟她学了，但书我还是要的。那本书直到现在依然躺在我的柜子里，毕业时把所有非专业的书都卖了，惟独它，我舍不得啊！它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本书而已，它承载着的是我曾有过的梦想。
